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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多好!

  因为什么都在一分钟内就解决掉了。

  这个意念,一直骚扰著明军,直至她忍无可忍,伸手抱著自己的头,颓然地坐到楼梯口上,放声啕哭,汹涌的泪水奔流出来,才悄悄把那个消极而恐怖的意念洗刷净尽。

  余下来的是一个要吃饭、要住宿、要生活下去的现实问题。

  人介乎生与死之间,一旦决定选择前者,就有甚多的棘手事情都需要即时处理。

  首先横摆在赛明军眼前的是,要独自肩承起生活上的一切开支用度。

  当明军自姨母家搬到外头去住时,左思程是每月都给她贴补家用的。

  当时,赛明军在恒发洋行内当一名行政见习生,月薪只不过四千元,虽然老同学徐玉圆的母亲,并非尖刻的人,她们家的尾房是以一个相当廉价的租钱让赛明军租用的。但,那到底是日中的必然用度,再加衣食行三件大事,也真真正正要量入为出。

  如今,少了左思程的支持,更是捉襟见肘。一想到大半年之后,多出一个小人儿来,实行黄口索食,等待提携,就更百上加斤了。世界上少有好事一齐来,只有祸不单行。

  明军在上班时,开始慢慢觉著人事的压力。

  恒发行是间相当具规模的出入口公司,然而做的是内陆与本城交替转运至欧美的生意,上至老板,下至一班旧臣子,都是思想、行为、装扮、作风,着着保守的一派人。

  的确没有人明日张胆地给予赛明军什么批评;然,他的上司与同事们每日投射在她身上的眼光,是陌生、怪异、蔑笑、不置可否的。除了非迫不得已要交代的公事,就差不多跟赛明军断绝来往。

  好像有一次,分明是全个出口部的同事开联席会议,在派发了议程之后,部门主管的秘书张芷玲走到赛明军的身边,冷冷地说:“老总嘱咐,如果你没有什么特别事打算在会议中提出来讨论的话,下午的联席会议,你不必参加了,否则部门连一个接听电话的人都没有,反而不便。”

  赛明军不好意思地问:“你呢?接听电话不是秘书的责任吗?”

  这刻她心里的感受是难堪而复杂的,还幸能极力克制下来,不动声色;反而是对方不肯放过她,临到掉头走离赛明军座位时,那秘书小姐还回望明军一眼,以一种稀奇古怪的神情与语调说:“老总怕是关心你,让你多点休息!”

  这么一句满刺的说话,要赛明军硬生生吞下肚子里,肠脏都全被戳得血肉模糊。

  为了生活,赛明军只好忍住。

  可惜的是,世界是欺善怕恶的世界。

  人类有种闲来无事可为,有人带了头,就凑个高兴,齐齐打落水狗的坏习惯。

  那一天,合该有事。赛明军分明已经把美国客户传来的电讯放进档案内,盖了机密及急件字样,交给张芷玲,请她尽快转呈出口部的总主管杨奇新。

  文件是美国一家订户写来的,说收到的包装样本并不适合,在分色的功夫上差了一点点,非要立即校正不可,否则赶不及圣诞的购物档期。

  结果,直至傍晚时分,杨奇新才看到电讯,勃然大怒,寻着了赛明军问:“你这是负责不负责呢?这么紧要的文件,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就送进我办公室来?”

  “老总,我已关照了张小姐。且平日所有急件都只盖上印,交给秘书处理。”

  那站在一旁的张芷玲立即分辩:“我们部门的同事如果是给老总送来急件的话,一定会跟我说一声,以便即席处理,或者你以为给我说了吧。可是,我的而且确没有听过。”

  这番话无疑是火上加油。

  杨奇新大发脾气:“谁在部门做上一个月,都知道我的秘书只是每天上午及下午分两次把文件送到我办公室里来,有要紧事,一定晓得额外照会一声。”杨奇新扬一扬手中的电讯:“人家投诉包装的色泽不对,我们还不速速处理,整批货退回来,这个责任谁担当得起。这么一个大户,我们年中有过千万银码的生意在他们手上,有何失闪,怎么算了?”

  赛明军一直没有分辩。

  她正低头细想,自己分明是把档案交给张芷玲时,已经重重交代过,是非要立即处理不可的急件。现今当事人矢口否认其事。是冤枉?还是自己这阵子神智迷糊至真的影响到工作上来了?

  明军正苦苦思索,杨奇新仍旧继续破口大骂:“当今之世真难说,年青人只顾自己失意失恋,就不理失职失仪,认真失礼!”

  赛明军自觉是在忍无可忍之下辞职的。她当时并没有再顾虑后果,只觉得大庭广众,上司的谩骂与责难,难受得叫她实在下不了台,似乎非迫着她说上那一句“我辞职不干了”,才能拾回半分颜面似。

  走出恒发行,回到那小小的睡房去时,赛明军才刹地醒悟到,日后如何维生的问题?她急得伏在床上整整哭了一夜。

  失业后的彷徨,非赛明军原先所能想象得到。

  她只够资格好好痛哭一晚,再呆在房间内虚耗一整天的光阴,肆意地以回忆过往的一切甜蜜与悲哀去作精神食粮。这以后,她体能就开始不支,觉着肚饿,觉着口干,立即意识到就算要折磨自己,也不应该,肚子里有无辜的生命。

  这个觉醒促使她头脑由混淆而趋清醒。

  赛明军支撑着疲累得似已分裂的身体,走到街上去。

  阳光,一如她的年华,正盛。

  怎么能如此轻易舍弃?赛明军咬咬牙,决定挨下去。

  挨下去的第一步是勉力加餐饭,她跑进一间面店里吃了两碗粥。

  跟着到银行去查看存款,红色的储蓄簿内显示最新的数字是六千多元。

  这意味着仅仅可以维持她两个月左右的生活用度。必须在床头金尽之前,找到事做,维持开支。

  于是再下一步是在报摊上买齐了报纸,抱回家去,把那雇人栏都念得滚瓜烂熟,然后写、写、写,写下不知多少封求职信。

  赛明军在把信件拿去邮局寄出之前,再重新检视一次,发觉地址差不多全部都在中区。心想,生活是非要省不可了,反正有的是时间,就逐家逐户把信送去,不用支出那笔邮费了。

  走多一天路,省下的邮费,足够该日的口粮。

  晚上,回家去前随便买了一个饭盒,赛明军一边坐在床沿吃,一边对自己肚子内的孩子说话:“对不起,妈妈并不想亏待你,只要环境好起来,一定会令你吃得饱,穿得暖,住得舒适。一定会,孩子,且放心,一定会!”

  可是,环境是每况愈下。

  工作完全没有找着。有一两家公司面试得不错,可是最后决定录用的还是别人。理由差不多不用解释,赛明军心知肚明。

  在填报资料的表格上,婚姻状况是未婚,但实情已快为人母。决不是人家作风是否保守的问题,而是感情与身世有缺憾的职员,谁知道会不会影响情绪,以致工作成绩不如理想呢?雇主有必要在有选择的情况下冒这个险吗?

  纵使这层顾虑多余,可是雇用一个大肚子的女职员,才上班那三五个月,就得循劳工法例放她两个月的大假,这条数又怎么计呢?

  那阵子,赛明军每天穿梭于中环的各间大中小型机构内求职,凡整整个多月,都没有好消息。

  她气馁得每早醒来,心上都翳痛至不想再爬起来生活。

  若不是婴儿在母体内久不久的蠕动,提醒了她仍有责任在身,赛明军知道自己会得直挺挺的躺在床上,不动不吃不眠,一直至死,那就一干二净了。

  左思程在知道她怀孕时,曾建议把胎打掉。当时赛明军以双手环抱自己,死也不肯。左思程冷冷地说:“连自己都无法照顾周全,还要延累下一代,更会拖垮自己,你一点都不理智!”

  或者,左思程责骂得对,赛明军知并不理智,才会弄至如今山穷水尽的日子。又到了要交租的时间,银行户口所余无几,把这几百元双手奉送徐伯母之后,还剩下的钱不足以维持一个月的口粮。

  明军吓得发抖。

  唯一的办法就是向加拿大的父母求救。

  然,怎么向老人家解释、交代?这个难题比捱穷抵饿还要艰难两倍。

  父母是以为她已能独立谋生的,况且为了与左思程双宿双栖,已经跟姨母关系弄得极不愉快!她挽了行李走出姨母家时,对方说:“不是我诅咒你,你必有吃不了兜着走的一天,那一天来到时,你别跑回来向我哭诉,求我照顾。我已向你父母交代清楚了。”

  姨母的大门关在赛明军背后之当时,她还有一种为爱情而牺牲,为理想而冤屈的光荣快慰感。

  明军每次回想,都苦笑。她是多么的天真!一个女人怎么可以潦倒到求助无门,孤立贫苦到这种左右都翻不了身,前后均无去路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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